文│刘平
现代战争不仅仅取决于军事上的对垒，而且包括了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在内的较量。抗战全面爆发后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，政府是如何对银行进行监管的？上海金融界又究竟做了些什么？1941年3月出版的报告文学集《金融线上》，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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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定金融
1937年八·一三事变发生当天，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向银行提存、抢购外汇、逃避资金和大幅度呆账等情况，国民政府财政部即宣布上海银钱业停业三天。 8月15日，财政部又公布了以限制提存、鼓励存款为主要内容的《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》，如规定活期存款每户每星期提取限于5%，且总额不得超过150法币； 定期存款未到期者不得通融提取，用作抵押每户亦以法币1000元为限； 到期后如不欲转定期者，也须转作活期存款，并以原存款银行、钱庄为限，同业或客户汇款，一律以法币收付之。 为了避免该办法对工商业资金周转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，8月16日，财政部批准，上海市发布补充办法四条，以汇划票据弥补市场金融筹码不足。 对于财政部的这些规定，上海的多家银行并未认真执行。 “各行的业务在战前没有加以监察，办法颁布后又没有严格的检查制度，以致很多的银行在战事刚爆发的一天，预料到限制提存的可能性，没有将当天的日记帐和库存轧好，于是银行里的巨头们，及与巨头有交情的存户，他们尽管可以无限制提存，而把这些帐都记在限制提存办法的前一天，估计这笔数目是惊人的。 ”
8月13日，财政部下达了全市银钱业停业三天的命令。 《初阵》一文记录了某银行的“应变”。 朱经理“虽然平时是专爱无缘无故地发些脾气，但到底是上了年纪的人，见识长，晓得做小职员们的苦处，虽在乱哄哄的时候，还能替职员们想到些万一之后的事情”，他于是很热心地奔告于四方： “你们可要预备点 短期内的家用零费呀，这一趟停市，说不定……而且……！ ”于是出纳科大忙特忙起来……
营业主任陈先生摇摆着颀长的身躯，大模大样地把存折向孙主任的面前一丢，要拿三百。跑街蒋先生这时已闻风回来了，要拿二百。秦副理也从副理室送存折出来了，要五百。经理先生响着大喉咙：“孙先生给我留起五百。”同事们的存折，接二连三地向出纳科台上送。孙主任虽然忙得透不过气来，但碍于同事的情面，又有经理的“命令”，只好忙乱地入账，点钞票，分发给每个要钞票的人。
差不多每人都取好了现款，朱董事开始了训话：
这是时代的变更，我们做生意的商人，本来只知道买卖交易，不过在这时候，所谓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我们也不得不尽国民一份子的责任，所以兄弟奉劝诸位，不要到外面去乱跑，也不要请假回去，一定要在行里服务到底，这也是我们守土的一部分责任，和在前方打仗是同一的有功的……
8月15日，即财政部下达《非常时期安定金融办法》的当天，《安定金融之前一刹那》一文如此描述：“早晨八点半左右，平常这时候，是只有几个年轻人会到行里，至于会计主任和其他同事要在九点左右才到，而经理呢，是非到十点、十一点不到的；然而今天这时候的办公室是非常嘈杂了。经理、会计主任，及几位他们的亲信都已到了办公室。他们的手里都握着一堆一堆的折子，储蓄部、往来部、经理室这几个地方来往着。”原来，昨晚上海银行公会开了会，“今天起又要限制提存了！”
接着，这些人在自己的办公桌上做付款的传票，都去把自己的折子补付隔日的帐了。 “一时钢笔写在纸上的瑟瑟声，算盘的笃声大作，这时候的办公精神是真可嘉许的呵，在以往，这种精神是不常见的啊。 ”九点了，所有的传票汇集后交给了记账员。 昨日的库存是75651.23元，可是现在加进了几张付出的传票，都是付的现金： 遂记10000元，骏记20000元，玉记10000元，德记5000元，钱记5000元，以上几个是行里几个上层的存折； 华记5000元，利记5000元，陆记10000，生记3000元，以上是所谓经理和会计主任介绍的存户。 最后，银行的库存只剩下2000多元了。
8月17日，战后开始营业第一天。 “一开门就显得与往日不同： 柜外挤满了人，尽向小窗口边挨。 小小地一个洞，同时塞进了五六只手。 铜栅的缝隙间也凌乱地伸进来，一个比一个向前伸。 各式的手举舞着各式的存折。 恳求，焦躁，喧哗，……乱成了一片。 ”
《通融》一文如此描述某银行出纳达先生的忙碌： “他得按余额百分之五计算出该支出的款项，代人写领款条，对印鉴。 而最麻烦费时的，倒在应付外来的问话，和拒绝那些硬要多支的顾客。 他知道战时国家对于控制游资的重要，自己在金融部门中所能做到的‘本位努力’，也就是这一点； 何况一早殷经理就亲自关照过： 对于部令必须严格遵守，私情通融一概不准。 所以每笔都认真计算，一些没有放松。 ”以下是几个实际场景的描述：
场景一
“ 先生请你写一写。—— 拿五十。”一只黑污的手递过个油光光的折子来。
达将它翻开，手在算珠上一拨：“只好每礼拜拿十八块。”
一张乌黑的脸贴上铜杆：“先生，我做的厂在虹口停工了，家里人逃出来预备回宁波，阿好请你帮帮忙？”忠厚的脸上陪着没可奈何的笑。
达先生同情他的遭遇，而且这样的资金谁也知道决不会逃避的。可是——“ 这是政府的命令， 我们不能作主的。——你下礼拜再来吧！”
“先生，我实在等钱用，不瞒你说，这点我们夫妻做生活积下来的钱，平时没有急事从不支用的，现在真是实在没法。——而且我屋里就要养小囝……”
赵主任手夹着香烟踱过来了。“今天人多，不要多搅时光。我们不能管你这许多，下礼拜再来拿好了。”
“那么给我拿廿五元好吧？”赵主任拿过折子来，“拿了廿元吧，下次不再通融了。”
“好好，谢谢你，——嘻嘻，实在没法。”
场景二
刚弄好抬起头，眼前又塞来了一个。“请你算一算好拿多少？”
达拿过来一算，“三十八。”
“拿五十好吧？”
“下礼拜再来好了。”
“ 帮帮忙好吧？ —— 大家中国人。”这顾客倒聪明，在这时提出民族观念来确是最动人心。
“既是中国人倒应该遵守中国的法令，抢着提存大家没有好处。各位能够少拿就少拿，不要费了别人的时间。”
为了要使同样企图的人都听得，所以达提高了嗓子。
场景三
拍——一个折子跌在达正在写着的纸前。“喂！替我写一写。——人家等了半个钟头了。”是个华贵的女子，皱着眉，一手用手帕蒙了鼻子，一手伸过个图章来：“你替我结清。”
达翻开折子来，——余额三千五。“每礼拜拿一百五。”
“人家明天要动身到香港去，哪个再来拿呀？”
“这没有办法，大家一样的。”
“一百五十元够啥用场？——通融通融好啦。”
“这是上面的命令，我们不能作主的。”
“存在你们这里的钱不许用是啥道理？人家有急用。”
“这不是我们的意思，请你看看墙上的布告——这是政府的法令。”达指着才贴上去的布告——上面的浆糊还湿湿的，渗出了纸面。
“你这人怎么这样死板，我没有介空同你烦，我还要到别的银行里去呢。”
赵主任堆着笑容过来，对着余额望了一望：“要结清？那太多了，我们不能作主——我看少支一点，好吧？”
“我要全支出来。否则请你让我打个电话给你们总行里的陈经理，我自己同他商量。”
“那再好没有，不过我看陈经理今天一定很忙，你同我们这里的殷经理接头也是一样。那么请进来。”赵主任摊着手让她走进了柜台：在众目睽睽下，她骄慢地走进经理室。
达一个折子还没弄好，赵主任已经从经理室将她的折子拿来了，凑着达的耳旁：“殷经理已经答允了，请你将它结一结吧。”
手续还没办完，赵主任已在出纳处先拿了三千五的钞票进去。
达又在指着墙上的布告给人解释，按着余额在一元一角地拨着算珠了。
稳定法币
从抗战爆发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，安定金融主要通过稳定法币汇价来进行。当时国民政府在上海设立官方外汇市场，通过中央、中国、交通三行买卖外汇，以消耗官方的外汇储备来维持法币的汇价。但这一工作困难重重，正如孔祥熙所言：“一因我国有租界关系，政治力量无法控制；二因有外商银行买卖外汇无法制止；三因金融中心在上海，投机牟利之风盛行；四因敌伪在沪多方捣乱。”而时人对于法币未来的预期，无疑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。当时有不少人都认为“外汇将来终究要缩”，因此将大批法币，换取薄薄的一搭美票。于是，当时局出现暂时“和平空气”，汇票因而放长的时候，《投机》一文记录了在某银号一次口头上的讨论：
“要和平早就和平了，打到现在，还会和平吗？这种都是汉奸造的谣。”这是一位大学教授，为了花旗而发的言论。
“对啦！我想一定不会和平，那么，假使再打下去的话，日人经济恐慌，同样中国的经济，也会发生困难，所以法币终究要跌价。”这是代表实业家理想的话。
“现在的中国，除汉奸以外，谁也不愿和平，所以中国一定能坚决的抗战到底，同样的经济一定会逐步走上正轨，最近报纸上不是登载着内地金融巩固的情形，与工业矿业发达的消息吗？”一个小同事，忍不住插了一句嘴。
“哼！中国要不是接接连年的借外债，来购军火，早就通货膨胀了，现在欧战爆发，各国自顾不暇，中国还借得到外债吗？外债借不到，不用说，外汇一定要缩。”商人毕竟不凡，居然能估计到国外问题。
为了防止各地以汇款方式调集资金到上海购买外汇、逃避资金，1939年6月21日，财政部长孔祥熙自重庆发布“马电”，规定从6月22日起，上海银钱业提取存款，除政府需要及发放工资外，每周支取500元以内者，照付法币；超过500元者，以汇划支付，专供同业转账之用；上海以外各埠，仍照旧办理，至于将存款移存内地者，则不受该办法限制。
“马电”的行使，对竞购外汇者无疑是个致命的打击，“但因之，有钱人心更慌了，更相信中国经济没办法，于是拼命收集法币来购买外汇，以为这样，自己的身价才能保持，于是贴水的行市飞跃的上升，从隔天的五十到六十再涨到九十。 ”《 “马电”以后》一文写道： “由于往来户整万的法币存款开始冻结了，于是亲自上门来找跑街和经理商量通融一下的‘户限为穿’。 经理总是表示没有办法，‘是财政部的命令，这可以不履行呢？ Ⅹ先生，您想。 ’当然，事情也有例外，譬如像经理的几个内亲，一清早就提了五千去。 但这是不值得奇怪的，谁叫他不是经理的内亲呢！ ”在这种情形下，贴水生意实际已成为不少银行的生财之道。
场景再现
突然，一个满头大汗的人向老徐的柜台奔来：“收现！”气急败坏地。接过了票子， 是一家花号支出的——祈付法币一万元。老徐拿起“奉部令止介”图章，“扑”的一声敲上去。“退票！”让票子躺在柜台上。
“怎样？没有钱吗？”那个人显然急起来了。
“不是的，是财政部来的命令，从今天起上法币五百元的一律止介。”老徐解释着。
“先生！那是昨天期的呢？”边声明便将票子拿进来，那只手显得有些不自在。
会计主任也过来看，不错，票子上的日期清清楚楚的写着“六月廿一日。”于是大家踌躇了一回。“为什么昨天不来收呢？”会计主任翻覆着手里那张支票。
“收到迟了，来不及付银行。”
“ 那只好算你晦气， 今天不能介。”那张票子重新躺到柜台上。
“可以想法子吗？先生！”那个近乎哀求了。
“ 是部令呀！有什么法子好想呢！”
“可是出票的日脚是廿一呀！您不相信可以到下家去问。”
“我也相信是廿一呀！可是你来迟了一步。”
从柜台上拾起票子，对方呆住了，看看壁上的时钟，快近三点半，焦急的影子可以在他面部的每一个动作上找到。
“可不可以先收一半呢？先生，还有一半明天来拿。”沉吟了一回，那张二万元的票子又塞进来。
“也不行，最变通的办法是凭票每星期来拿五百元。”
“ 我等着解关呢！在四点钟以前。”
经理听讲账房里有人在争论，也跑过来了，面向会计主任：“什么事？”
“收现的，是昨天的票子。”说着把那张票子递过去。
看了一下支票的压脚图章，问立在对面的会计主任：“那家花号法币存着吗？”
“存着，六万五。”翻了一下“摘数”簿子，那个回答。
经理摇摇头，把票子退回过去：“财政部的命令，伍百元以上介‘汇划’。你要收，就只好收汇划。”
“今天贴水什么行市？”
“九十元！”
“那个吃亏太多了。先生！您一样可以付廿一账的呀！”
“那末——你只好带回去了。”票子又一次地躺倒柜台上。柜台外面是一只尴尬面孔，每一条皱纹里住满汗水，有几处已经吊下来了，可是他想不到用手帕去揩。再看钟点又过了十分：“贴一些手续费怎样？”对方忍痛牺牲了。
“你肯出几钱呢？”经理觉着机会来了。
“二百！”咬了下嘴唇。
“ 我看还是带回去吧， 免得吃亏。”
“依你说多少呢？”两只眼睛注视着经理干瘪的面庞，静待着判决。
“照市价两万‘汇划’贴钞票就得一千八百。”
“一千八百！”像一个无罪的囚犯被判处三年徒刑一样，本来已经尴尬的面孔更怔住了。同事们看经理亲自交涉着，不敢置可否。
“先生，别太心黑，票子的本身就是法币呀！”声音像罪犯呼冤似的。
经理泰然地无动于衷：“可是在今天是和‘汇划’一样了。”
“五百怎么样？”
“廿五元的贴水是一年前的行市了，没处去贴，你要收，照昨天的市价五十元算再客气没有了。”斜叉着左手，很幽闲地期待着对方的回答。
沉默了二分钟以后，对方终于屈服下来。于是老徐奉命到库里拿一万九千钞票出来，把二万元的一张法币支票收回。一面依旧付那家花号廿一期头的账。
“这票生意倒做得。”看那人出去了，裘经理很有兴趣地回味着，顺便看了看同事们的脸。于是有人附和起来了，但也有人暗骂着：“简直是抢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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